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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田拟在美召回2016款思域 停止部分版本销售

2019-10-16 08:13 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

  本田拟在美召回2016款思域 停止部分版本销售

  绿叶制药与ExcelBiopharm的合作将专注于探索能够识别肿瘤特异性抗原的抗体,用于特异性激活并指导免疫细胞来根除肿瘤细胞。圆梦健康中国,打开仿发展的未来,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提出制定鼓励仿制的药品目录,高质仿制药进入上市药品目录集,其技术规范甚至剂型、规格也同步公布。

如果该收购完成,将成为日本企业迄今最大的海外收购案例。有医疗行业人士表示:比如在肿瘤治疗上,由于临床技术原因,在美国的肿瘤治疗普遍可以采用基因检测的方式,实现“精准治疗”的时候。

  本报记者就此与振东制药董秘及相关负责人取得联系并发去采访函,对方以病休和正在制作年报为由,截至发稿未给出答复。可以说,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对提升我国制药行业整体水平,保障药品安全性和有效性,促进医药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意味着将来群众可以用更低价格买到和原研药质量、效果相同的仿制药,看病用药负担将大大降低。时过多月未信披本报实习记者晏国文记者童海华北京报道去年9月曾轰动一时的“山西振东安特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特生物’)红花注射液召回事件”终于落下帷幕。

吉林海通制药于2016年4月26日在媒体上发布启事,称公司认识到刊播违法药品广告的行为是错误的,并承诺绝不再刊登虚假违法广告,绝不擅自更改审批内容。

  账户组获利接近9亿元,是证监会查处的,操纵单只股票价格获利金额最高的案件。

  此次合作将进一步深化绿叶制药在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的全球战略布局,抗肿瘤领域后续产品线的不断丰富将持续强化集团在该治疗领域的领先地位,也为其全球市场的快速拓展奠定坚实基础。但是我国药品行业“多小散乱差”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

  据传闻信息:九极生物采用的是多层返利的“三网合一”制度,由级差制、原动力和新动力三部分组成,当团队产生业绩,作为上线的会员,可以此向九极生物公司领取奖金。

  另外,他表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膳食结构和营养需求发生了多元化新变化,广大人民群众期望既能保持营养健康不受影响,还能够享受美食、传统风味和食养等中国特色的营养健康需求。  一、促进仿制药研发(一)制定鼓励仿制的药品目录。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指出,为防止知识产权滥用,促进仿制药上市,我国将加强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执法,在充分保护药品创新的同时做好人民健康权与药品知识产权的“平衡法”。

  一力制药业绩蹊跷增长:大客户解约自有产品“填坑”消炎药出厂价涨逾2倍【编者按】从来是“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

  2018年1月31日,嘉应制药发布业绩修正公告,预计2017年的净利润为亏损,亏损金额为5900万元~6900万元。意见鼓励仿制临床必需、疗效确切、供应短缺的药品。

  

  本田拟在美召回2016款思域 停止部分版本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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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环球谈:首见遗落海外敦煌古书 险被道士烧掉

4月13日,香雪制药举行业绩说明会,《证券日报》记者就上述问题提问公司,香雪制药董秘徐力对此表示,“九极生物2017年新扩增8个直销区域,公司相应加大了市场投入,使得销售费用增加较大,因新区域的市场拓展尚需时间,短期内产生业绩贡献有限。


来源:走向世界丛书

宣统二年(1910)二月,他自上海出发,经南洋,入红海,抵伦敦,游历欧洲数月,再渡大西洋,前往美国、日本,耗时十个多月,做了一次环球考察旅行。留下来的足迹便是这里收录的《环游谈荟》和编者辑录的两个附录。

原标题:张元济的环球之旅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海盐人。著名的出版家、商务印书馆奠基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任刑部主事和总理衙门章京。曾参与戊戌变法运动,变法失败,被“革职永不叙用”。此后他定居上海,历任南洋公学中文系主任、译书院院长、公学总办等职。

张元济(1867-1959)

20世纪初,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在他的主持经营下,商务印书馆逐渐成为国内最大的出版企业。他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在晚清及民国时期,精心选择、组织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引进西学、介绍新知,对中国的翻译出版事业影响巨大。

上海商务印书馆员工在校对书稿

与此同时,在他主持下,商务还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工具书。如1915年中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问世,至今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由他组织编纂的《四部丛刊》《 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初稿》四大丛书,在中国文献学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精良的编校质量,足为后世出版之楷模。

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书影

他还组织编写出版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套教科书,为当时的中国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商务印书馆,从一个手工式的印刷小作坊,在张元济的带领下,成长为一个影响力巨大的出版巨擘。

20世纪30年代的商务印书馆总厂全景

宣统二年(1910)二月,他自上海出发,经南洋,入红海,抵伦敦,游历欧洲数月,再渡大西洋,前往美国、日本,耗时十个多月,做了一次环球考察旅行。留下来的足迹便是这里收录的《环游谈荟》和编者辑录的两个附录。

张元济《环游谈荟》收入“走向世界丛书(续编)”

《环游谈荟》记述了他从上海出发到达英国伦敦的经历。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关于南洋贩卖“猪仔”的描述。舟过厦门,作者发现下船舱的一千七百多人不正常,便开始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了解,才知道这是一批被骗掠到国外去做苦工的人。

被“卖猪仔”出洋务工的华人

他通过同船一骆姓广东人的描述,知道了这些“猪仔”的大致情形:

“新嘉坡猪仔馆在金镑、牛车水等街。厦门、香港等处,皆有经理人,勾引贫民,劝令出洋谋生, 并为之代给川资(闻约须银钱十圆),遣伙押送,沿途守视。既至新嘉坡,入居猪仔馆,严禁出入。 有招工者至,馆主与订工价。议既成,则拨所需人数与之。每人岁得工价,约银钱四五十圆,然本人一无所得,尽以畀馆主。除川资及宿食费外,是一人可赢三十馀圆也。猪仔受雇后,赴英官(汉名曰华民政务司)处订合同。英官询被雇者愿否,若不愿,则缴还馆主十六圆,即可自赎。然猪仔至此,安从得钱,亦惟有饮恨吞声,俯受约束而已。既订合同,雇主絜之往,或垦荒,或开矿,工作之苦,殆难言状。满一年,去留可自由。如续订雇约,则工资可为己有,然前此一年之中,不名一钱,偶有所需,必贷诸雇主。雇主辄勒展受雇期限。尤可痛者,则凡猪仔群集之处,无不有妓寮、 赌场、 烟馆窟穴其间,若辈庸愚,乌知自爱,身入其境,大半沉溺。耗财愈多,积债愈重,而雇主之束缚,永无了期。间有能自振拔者,似可有出于幽谷之望矣,不幸雇主不仁,又为之转售他处。 呼吁无门,隐忍受命,其展转而死于沟壑者,不知凡几矣。吾闻此言,吾愈心痛。”

因为“心痛”,所以他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接近关押这些苦工的船舱,甚至想要等到船到新加坡后跟踪一探究竟。只是后来出现变故,未能成行。在附录的《环球归来之一夕谈》中也用“我国出洋的苦工”一节谈到了这件事,可见他对此事的关注程度。

张元济的环球旅行到过的地方不少,刊登在《东方杂志》上的《环游谈荟》只刊登了两期就中止了,所以这里收录的《环游谈荟》只是记述到达伦敦后便没有了。

刊登在《东方杂志》上的《环游谈荟》

而其在朋友的欢迎会上所谈被记者记录的《环球归来之一夕谈》所谈则稍微丰富一些,谈到了他所到过的国家一些新奇的事情。他讲述到的一些事情,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可资研讨的史料。比如前述被掠至国外做苦力的劳工,比如柔佛国赌馆中随处可见好赌的华人,比如国外的中国古书,比如美国的幼童犯罪学堂,比如国外的实物教学、劣等学生的教育方法、残疾儿童教育等等。特别是一些关于教育的内容,不少至今也还有借鉴意义。

因为在从事出版,所以张元济对失落在国外的中国古书也非常关注。在《环球归来之一夕谈》中,有两节讲述了他在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看到的中国古书情形。有一句话最能表达他的心情:“最刺心的是我们一千多年前的古书竟陈设在伦敦的博物院中。”因此,他在巴黎见到伯希和(用极为低廉的价格从老道士手中弄走了大批敦煌经卷的法国博士)时,对于这些敦煌古卷,便“已经同伯希和商量停妥,陆续照了相寄回中国,将来还要设法印出来”。

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

我们且引录这段文字,来看看当时的具体情形:

“英人史泰音先在我们敦煌县石洞里得了古书,运到本国,被法国一位博士名叫伯希和的知道了,也亲到敦煌游览,步他的后尘,从一个老道士手里得了许多。听说不过费了二三千圆。伯希和对我说:“老道士在石洞里把这些破纸起了出来,并不当他是个宝物。如我不去,恐怕就要被他烧毁了。”

我到了法国的京城巴黎,便去访伯希和,邀他同我到图书馆内去看。他们看得这些古书很郑重,不轻易许人去看的。我见敦煌来的古书陈设了几大间屋子,都用镜架镶好了。每一卷子用一个木匣,挨次藏着,其馀没有理清的还堆在桌上,我没见过。记得有一种唐人写的《论语》,翻阅几页,和现在的本子多有不同,可惜没有工夫细看,看也看不得许多。我已经同伯希和商量停妥,陆续照了相寄回中国,将来还要设法印出来,请大家赏鉴。”

史学家陈垣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敦煌文物先后被英国人史泰音(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以极低廉的价格掠取,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古文献上的一个重大损失。更让人痛心的是,清政府在有识之士的疾呼下采取措施抢救出一批,却又被一些利欲熏心之辈巧取豪夺,流失不少。此后,时局动荡中又被俄国人、日本人、英国人多次掠夺。据有关部门统计,流失在国外的敦煌文物有四万多件,国内残存的只有一万多件。研究敦煌学,却不得不到国外的博物馆参观借阅,实在是一件令人伤心之事。张元济所说与伯希和商妥,照相回国设法印出来之事最后似乎不了了之,并没有能如愿。但他应该是中国第一个在国外见到这批文物之人。作为一个有识之士,目睹流失国外的古文物,不可能不感到“刺心”。

《环游谈荟》曾发表在1911年上海《东方杂志》第八卷第一号、第二号上,并未连载完,不知何故中止了。《环球归来之一夕谈》原载宣统二年十二月(1911年1月)出版的《少年》杂志,《张菊生之教育谈》原载宣统三年六月(1911年7月)出版的《神州日报》。两篇均系记者记录的讲演稿。

[责任编辑:丁梦钰 PN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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